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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到判決的第一個反應，不是憤怒，是一個問題：怎麼會到30次？

王翔昱，高雄一間國小少棒隊的助理教練。從民國102年到103年，他利用教練的身分，對球隊裡8名男童隊員，多次越過身體的界線，法院最後認定的次數，是30次。

2017年一審判他13年，2018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，13年定讞。運動部也把他列進不適任教練名單。

案子已經定讞了。我想談的，是那個「30次」背後的東西。

一、關鍵在那個封閉的空間。

判決記載，犯行發生在球隊宿舍。這就是重點。

這不是下課就各自回家的才藝班。少棒隊有宿舍，孩子在那裡起居、生活，而教練，往往就是那個空間裡最大、也是唯一的大人。

你把一個十幾歲、甚至更小的孩子，放進一個封閉的宿舍，交給一個握有他全部作息、全部前途的大人。在這種地方，權力是極度不對等的，而且沒有別的大人會走進來。

很多這類案件，都發生在同一種情境：封閉、住宿、離開家。因為在那裡，孩子沒有地方可以逃，也沒有人可以求救。

二、為什麼孩子不說。

有人會問：被欺負了，為什麼不講？

因為對一個小球員來說，教練決定他上不上場、有沒有未來。反抗一個握著你棒球夢的人，代價太大了。

還有一件更少人談的事：這一次，被害的是男孩。

我們的社會，對「男生也會被性侵」這件事，還是很陌生。一個男孩要開口說出自己被侵犯，要跨過的羞恥、要面對的不被相信，往往比大人以為的更重。於是他們更容易沉默，而沉默，就給了下一次的空間。

30次，不是一次失手。是一個沒有人踩剎車的環境，讓同一件事，一次又一次地發生。

三、所以我們能做什麼。

這不是要大家不敢送孩子去打球。運動很好，好教練也是絕大多數。

但「住宿、封閉、權力集中」的環境，本來就該有更多防線：減少不必要的單獨相處、讓孩子在宿舍裡不落單、給他一個不必看教練臉色、也不怕被報復的申訴管道。

還有，請把「男孩也可能是被害人」這句話，放進心裡。當一個男孩吞吞吐吐地想說些什麼，先相信他、先接住他。

四、我為什麼把他記下來。

他13年定讞、被列進不適任教練名單，這些都是官方認定的事實。

我把他留在這裡，不是為了羞辱，是為了記得。因為一個曾經對8個孩子下手的人，最危險的不是他被判刑的那天，而是很多年後大家都忘了，他換個地方、換個身分，又站回一群孩子面前的那天。

認得出他的人越多，孩子就越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