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選了「人權」，卻做成一台拼裝車
談國家的責任、定義，與兩種哲學

前面我寫過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的「事前查核」，也提到過美國的「梅根法案」。那台灣呢？台灣選了一條最難、卻沒把它走完的路。

今天，我想從最底層的地基：「國家的責任到哪裡」與「定義」開始，把這件事講清楚。

先把兩條路攤開

第一條路，是美國的「公開示眾」。先講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細節：美國其實「兩套都有」。接觸兒少的工作（托育、學校等），在美國一樣要做事前查核：按指紋比對 FBI 的全國犯罪庫、再查一次相關犯罪者的登記庫。但美國最有名的招牌，是「公開登記」，也就是「梅根法案」：全美 50 州都有公開、民眾可自行搜尋的加害人名冊。

第二條路，是大英國協（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）的「事前把關」。它不公開「誰是加害人」，只在你要接觸孩子之前，由官方查「你能不能」；而它公開的，是「誰通過了查核」。

英國和美國，明明系出同源、都是英國普通法的後代，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兩端。這背後，是兩種不同的哲學。

🇺🇸 美國的哲學：「保護自己，是每個人的責任。」

美國骨子裡不太信任「由政府替你把關」。它相信：政府把資訊攤開來，剩下的由你自己判斷、自己防。所以它公開名單，把知情權交給你。背後的價值是「透明、個人自由、個人責任」，對加害人偏向報應：你犯了罪，就承受被永久公開的代價。代價也很重，私刑騷擾、更生人一輩子被標記、被逼進社會的地下。

🇬🇧 大英國協的哲學：「保護孩子，是制度的責任。」

它剛好相反：把關不該丟給每個累壞的家長自己查（他們也查不到），該由制度在源頭替所有人擋。所以它不公開「誰是加害人」，只公開「誰通過了查核」。這藏著一個信念，「我們可以同時做到：既保護孩子，又不毀掉一個想重新做人的人。」背後的價值，是「制度責任、更生、尊嚴」。

國家的責任，到底到哪裡為止？

而這兩種哲學的底下，其實是同一個更古老的問題：國家的責任，到底到哪裡為止？這是一條光譜。

光譜的一端，是「個人全責」：一個人做了壞事，那是他自己的選擇、他自己的惡；國家的任務，就是把他抓出來、罰他、把他公告出來，提醒大家小心。美國，偏向這一端。

光譜的另一端則相信：國家的責任，遠不只是懲罰。這一派認為一個人會走上歧路，往往也反映了國家沒有把人教好、把環境顧好。（我們的老朋友荀子就說過，人性裡有需要被「教化」的部分，要靠制度與教育去矯正；孔子更直接：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」沒有先好好教，就直接處罰，是一種殘忍。）所以在這一派眼裡，國家有責任去「預防」、去「矯正」，把人重新拉回正軌，而不只是把他丟掉。大英國協的「事前把關＋更生」，站的就是這一端。

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地基：定義

而在回答這些之前，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地基：定義。前面加拿大最關鍵的一句，其實是一個「定義」：他們把「弱勢」定義成「權力不對等」，而不是「年齡」。這聽起來只是措辭，但定義，才是一切的地基。因為你怎麼「定義」一個詞，就決定了你的制度長什麼樣子：

• ・你若把「弱勢」定義成「未滿 18 歲」，那你的查核只蓋得住「對象是小孩」的工作；一個利用權力剝削成年新移民、身心障礙者的人，就從網眼漏掉了。
• ・你若把「弱勢」定義成「權力不對等」，那你的網，就會張到所有「一方對另一方握有權力」的關係上，不管對方幾歲。

同樣地，你怎麼定義「需要被查核的職位」？是看「對象是不是小孩」，還是看「這個位子對別人有沒有權力與信任」？你甚至怎麼定義「人權」？是「我不公開你，就叫尊重你的人權」，還是「我既擋住你傷害孩子、又留給你一條真的回得去的路」，才叫人權？

這就是我最想問大家的問題：在我們吵「要不要公開」「要不要查核」之前，我們有沒有先坐下來，把「國家責任到哪」「弱勢是什麼」「人權是什麼」這些最底層的定義，一個一個想清楚、定下來？我很懷疑我們有。而如果連地基都是模糊的、東拼西湊的，那上面蓋的一切，查核、治療、登記，當然會長成一台拼裝車。

那，台灣站在哪裡？

台灣的「嘴巴」，選了大英國協那一端，不公開示眾、給更生一條路、尊重人權。我們的加害人登記，只給特定主管機關查閱，不像美國那樣對全民開放。這個選擇本身，是站得住的、也是善意的。而且別忘了：這一端，正是「國家責任最重」的一端。

但台灣的「手」，沒有把那套「制度」建起來。當你選了「人權高於公開」這條，也是國家責任最重的路，你就等於簽下了兩張支票。而台灣，兩張都還沒兌現。

第一張支票：事前的「預防查核」，要做到位。

既然不靠公開名冊讓民眾自己防，就更需要一套「接觸孩子前先查核」的制度替家長把關。但我們的「兒少工作證」還停在草案；現有查核零零散散，教育歸教育、社福歸社福、運動歸運動，彼此不串接，民間教練、私人課程、營隊幾乎三不管。這張支票，跳票了。

第二張支票：事後的「矯正治療」，要真的能矯正。

既然選擇「更生」而不是「示眾」，治療就必須是真的。但台灣的「刑後強制治療」，2020 年被大法官（釋字第 799 號）直接點名：它沒有訂出最長期限，長年運作下「有趨近刑罰的可能」，對治療難以見效的人形同無限期剝奪人身自由；而且一直放在「監獄裡」執行，讓治療和處罰的界線模糊。大法官要求把治療專區移出監獄、限期改善，而幾年過去，進度並不樂觀。這張支票，也跳票了。

於是，我們看到的，是一台拼裝車

而最深的諷刺在這裡：台灣選的，正是那個「國家責任最重、最該預防、最該教化、最該給更生機會」的哲學。這是所有選項裡，對國家要求最高的一條路。結果呢？

它的「嘴巴」說要更生、要人權，「手」卻沒有好好「教」（預防的查核沒建）、也沒有好好「矯」（治療的制度連大法官都說要改）；到頭來，這套哲學的「身體」根本沒有長出來，只剩下把人關著。用孔子的話說，這幾乎就是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」你沒有先好好預防、好好教、好好治，最後卻只剩下把人關著。

三頭落空：

• ・沒有真的保護到孩子，沒有完整查核，有前科的人換個場域、換個身分，照樣接觸得到孩子。
• ・沒有真的尊重人權，所謂的「治療」，可能變成沒有期限的關押。
• ・也沒有把人真正矯正好，因為治療的品質與制度，連大法官都說要改。

真正的人權，是兩個都要

選擇「人權高於一切」，從來不是錯。錯的是，我們把「不示眾」當成了終點，卻忘了在它之前，還有一個更早的地基：先想清楚「國家的責任到哪、我們在保護什麼、人權到底是什麼」，再一磚一瓦把制度蓋起來。

你不能只用「嘴巴」借了那句漂亮的話，卻不動「手」打地基、蓋房子，然後說：這就是人權。真正的人權，是「既保護了孩子，又給更生一條真的走得通的路」。而那需要：先把定義與責任想清楚，再讓事前查核（兒少工作證）與真正有效、也真正有期限的矯正制度，兩樣同時到位。

補充：其實，台灣會走成這樣，是可以理解的

其實台灣會走成這樣，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們 1987 才解嚴、1996 才第一次直選總統；別人花兩三百年慢慢長出來的制度，我們壓縮進三十年，還得一邊清理威權時代留下的舊帳。東拼西湊，幾乎是必然的，不是誰特別懶。

而且說句公道話，連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這些系統，也都是最近幾十年才建起來的。台灣是從更難的起點、用更快的速度，在追同一件事。這樣看，我們其實跑得不算慢。

所以我寫這篇，不是要罵誰無能。理解「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裡」，跟「繼續要求把它補完」，並不衝突。正因為起步晚、資源有限，才更需要有人一直提醒、一直記錄、一直不肯安靜。

我們還年輕。正因為還在長大，才更要把地基打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