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個案子，我讀完了判決，也找到他的名字，卻不能告訴你他是誰。
一名國小老師，同時是孩子們的體育教練。
一審認定，他從 2020 年到 2023 年、長達三年多，假借訓練、指導的名義，對三名未滿 14 歲的學生，一次次侵犯孩子的身體界線。
而他的手法，正是這種人最典型的偽裝：他「堅持親自」替學生冰敷，卻趁著替孩子冰敷腰傷的時候，把孩子的褲子往下拉、伸手撫摸，把大人對孩子的「照顧」，變成下手的掩護。
法院依「對未滿 14 歲之女子強制猥褻」判他有罪（全案可上訴）。
一、它是怎麼被發現的
不是任何一道防線攔下他。
是其中一個孩子，升上國中以後，偶然得知另一個同學也有過一樣的遭遇，2024 年 11 月，她才終於鼓起勇氣，走進國中的輔導室，把事情說出來。
學校依法通報，案子才浮上檯面。
三年多。靠的不是制度，是一個孩子的勇氣，和一場偶然。
二、為什麼我不能寫出他的名字
因為依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，任何可能「拼湊出被害孩子是誰」的資訊，都不能公開。
他在校園裡教著特定的孩子；說出他的名字，幾乎就等於指向那些孩子。
所以我把名字藏起來。這條法律是對的。它保護的是孩子。
三、但這裡有一個讓人心寒的矛盾
為了保護被害的孩子，法律把加害人的名字封起來。
於是，家長沒辦法「搜尋他的名字」來自保，你 Google 不到他，司法院裁判書系統也只能因為新聞找到匿名的裁判書。
下一間學校、下一支球隊要聘他，同樣查不到他做過什麼。
在兒少案裡，「公開姓名」這條路（像美國的梅根法案）在台灣是關起來的，而且應該關。
那麼，還剩下什麼，能擋住他靠近下一批孩子？
四、其實，台灣不是完全沒有紀錄
翻到社家署的「違反兒少法」公開名單，他在裡面，但你看到的，只有一行：某市某國小教師，「於 112 年間對學生有不當對待之情事」。
一個對三名未滿 14 歲女學生強制猥褻、被法院判了刑的人，在那份公開紀錄上，被寫成四個字：不當對待。
而且，那份名單藏在一個幾乎沒有家長聽過的政府網站深處；它不會在任何學校要聘他的時候自動跳出來；它跟教育部的不適任教師名單、運動部的不適任教練名單、良民證，是各自分開的四本帳。
所以問題從來不是「查不到」，是紀錄又淺、又散、又沒人找得到，而且跟「聘用」這件事，完全脫鉤。
五、只剩一張「跟著人走、不必公開姓名」的證
英國有 DBS、澳洲有兒少工作證（WWCC）：任何要跟孩子密切接觸的工作，聘用前都必須查核；系統在後台默默比對，一有前科就擋下，全程，不需要對大眾曝光任何一個孩子。
它查的是「這個人能不能接觸孩子」，而不是「把他的名字貼上街」。
兒少工作證要做的，就是把散落的四本帳串成一道防線：聘用前一次查核、內容完整、自動比對，直接把有前科的人，擋在孩子的門外。
這，正是台灣還缺的那一塊。我們的「兒少工作證」，還停在草案。
正因為我們不能公開他的名字，才更需要一個能在後台、默默把他攔下來的制度。
保護孩子的方式，不該只剩下一種：「希望下一個孩子，也一樣幸運、一樣勇敢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