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以為監視器、法規、公告，是保護孩子的網。但把案子一件一件攤開，那張網，是照著加害人的方便織的。
起點，是一群家長的怒吼。
他們的孩子，在幼兒園，那個他們每天親手把孩子交出去、以為最安全的地方，受了傷。
而當他們回頭想追真相，才一層一層撞見：監視器調不到、行政調查草率、裁罰擋不住換皮、想通報卻沒有路、說出口還被嫌「你太敏感」。
這不是一個家庭的倒楣。這是一整套制度，在每一個環節，都剛好對加害人友善。
我把資料庫裡的兒虐案一件一件排開，看到的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壞人，而是同一張、破了五個洞的網。這篇，我要一個洞一個洞地講，每一個，都用已經定讞、或已有官方公告的真實案件當證據。
破口一：監視器，是照著死角裝的
台北松山的幼兒園教保員陳羿翰（#014），對 3 名幼童強制猥褻，4 罪、應執行 8 年，2026 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定讞。
翻開這份定讞判決，最讓我背脊發涼的，不是罪名，是「地點」：午休躺下的時候、關了燈的遊戲室裡、工作櫃的角落，全部，都是監視器拍不到、或拍不清的地方。
而其中一名幼童的部分，正是因為「監視器沒有拍到」，二審依無罪推定改判無罪。被告甚至反過來，一次又一次要求法院重看監視器，來證明自己「沒被拍到＝沒做」。
家長說的「犯罪者熟知死角、因光線模糊、影片沒有收音」那不是家長的臆測。那是一份定讞判決，白紙黑字演給我們看的。
而這種「死角」，還有一種更隱蔽的版本：一對一、關起門的治療室。語言治療師王郁森（#007）、陳伯元（#024），都是在這樣封閉、單獨、沒有鏡頭的空間裡，以「治療」為名下手的。當一個空間的設計本身就是「私密、單獨、不受干擾」它對需要被治療的孩子是必要的，對一個加害人，卻是完美的掩護。
而另一邊，台北內湖的怡寶托嬰中心（#082），是一位媽媽自己在網路上揭露、自己調到監視器，才讓事情曝光。監視器是有用的，問題是，現況下，它常常不是給家長看真相的工具，而是給機構擋真相的牆：一句「維修中」「硬碟壞了」「涉及隱私」，甚至要家長簽「保密協議」才給看。
監視器該被制度化：專人維護、設備造冊備查、標準調閱程序，並且，沒有任何一間學校，有權用「保密協議」勒索一個只想知道孩子發生什麼事的家長。
破口二：行政調查，倍速跳過了孩子
同樣是陳羿翰（#014）這件，定讞認定的是 3 名幼童；但另有多達 21 名幼童，被指疑似遭不當體罰，至今仍在行政調查中。而判決裡，園方好幾位主任、老師都作證「沒感覺孩子怕他」。
這說明兩件事：機構那句每天的「一切都好」，不能盡信；而當一份行政調查，因為檔案龐大、幼童眾多、又有結案期限，只能「倍速檢視、選擇性觀看」，那些沒被鏡頭正面拍到、沒被機構主動提報的孩子，就這樣被漏掉了。
這不是單一個案。夏莉絲國際幼兒園（#079）、幼佳幼兒園（#081）、大直非營利幼兒園（#083）這幾起幼兒園的集體事件，幾乎都是同一個劇本：不是機構主動坦白，而是家長從孩子突然的夜驚、磨牙、抗拒上學這些「異常」裡，一點一點反推出來的。
稽查，不能只看機構交出來的紙本文件。要有人，親眼去看那個孩子。
破口三：一案一罰做得到，但罰單擋不住「換皮」
先講一個好消息，也是家長一直在要求的方向，「一案一罰、按人數計」，其實做得到。
台北市國小籃球教練戚冠民（#031），對多名學生拍攝、誘拍性影像。教育局沒有只開「一張罰單」，而是依《兒少權法》第 49 條、第 97 條「按被害人數分別裁處」：以已掌握的 42 名被害學生、每名接近上限的 50 萬計算，42 案合計，2100 萬元。
這證明了一件關鍵的事：兒少法那個「每案 6 萬到 60 萬」，是「每一次違反」的級距，不是「整件事」的天花板。只要主管機關願意按人數、按次分別算，罰鍰就能真正讓加害人痛。每一筆 50 萬，都是國家對他鄭重地說一次：你傷害一個孩子，我們就跟你算一次帳。
問題是：這樣的重罰，是例外，不是常態。同樣傷害孩子，有沒有被「按人數」計，往往就決定了金額是 2100 萬、還是一張 60 萬。
而且，就算罰得夠重，還有一道更難堵的破口，罰單擋不住「換皮」。內湖的怡寶托嬰中心（#082），因虐嬰、不當對待被裁罰 102 萬、停辦 1 年、托育人員 5 年禁業；然後它改名「瑞光」，繼續營業。當一間機構可以換個名字重開，再重的罰單，也只是一張過期的紙。
所以裁罰真的要讓受罰的人感覺到痛，也能防止他規避，需要：把「按人數、按次分別裁罰」變成常態、而非例外；性犯罪的裁處不得低於不當對待；以及，涉性犯罪與嚴重不當對待者，永久公告全名於「全國教保資訊網」，不因時間、不因繳清罰款、更不因改名，而被撤下或規避。
破口四：想吹哨的人，沒有第二條路
在好幾起機構型案件裡（怡寶 #082、大直 #083、夏莉絲 #079），第一線其實有人察覺不對，但當「通報」這條路，必須先經過機構自己這一關，掩蓋就有了空間。
最赤裸的一件，是南聰案（#068）電影《無聲》的原型。164 件集體性侵、性騷擾，長年被壓下；當年涉案或失職的主管，事後竟一個個回任學校要職、繼續掌權。
而根據監察院 2026 年的彈劾：前輔導主任黃法川，涉及隱匿、串證及湮滅證據，甚至同意以「回學校拿資料」為由，把學生約回校「瞭解」，還涉嫌製作不實的會議紀錄；前學務主任郭勇佐，則遲遲未依法完成性平通報。兩人被彈劾，移送懲戒法院。
一群本該保護孩子的大人，選擇了隱匿、串供、滅證，去保護機構的名聲，這就是「共犯結構」最原始、也最令人齒冷的樣子。
所以，第一線老師發現同事異狀時，應該要有一條「直通行政機關的第二通報管道」，並給予通報者身分保護與法律協助。打破「內部先自己處理」的默契，才可能讓下一個孩子，早一天被接住。
破口五：孩子說不出口，不代表沒發生
再看一次陳羿翰（#014）的判決：那些三到五歲的孩子，還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，說清楚發生了什麼。他們的揭露，往往是「偶然」的，有個孩子，是在無意間摸到媽媽剖腹產的傷口時，才說出口。而法院能採信，靠的是孩子事後的創傷反應：突然排斥男性、對異性社交退縮、需要接受心理治療。
而把這件事，推到最令人心碎的極端的，是那兩位語言治療師。王郁森（#007）與陳伯元（#024）的被害孩子，本身就是因為語言、表達需要協助，才被家長送去做語言治療的。一個連話都還說不清楚的孩子，被安排進一個沒有鏡頭的房間，交給一個名義上要「幫他學會說話」的大人，他要怎麼開口說出，那裡發生了什麼？
加害人挑中的，正是最說不出口的那些孩子。這不是巧合，這是計算。孩子不是不說，是「還沒有能力說」，甚至是「被挑上，就因為說不出來」。
這件事，不是台灣獨有。澳洲一項聽取超過一萬六千人的皇家調查發現：性侵倖存者，平均要花 23.9 年，才第一次對人說出口。這也是為什麼，在扯鈴教練蘇柏瑜（#006）、補教老師李群威（#092）的案子裡，被害人都是在事發多年之後，才有辦法開口。
所以請不要再對挺身而出的家長說「你太敏感」「往前看就好」。相信孩子的異常反應。而追訴期，也必須能對應創傷揭露的真實時間，而不是用三年、十年，去卡一個平均需要二十幾年才能說出口的人。
貫穿這五個破口的，是同一根刺：改名，就能重來
把資料庫攤開，你會發現：傷害孩子的人，來自每一種能接觸孩子的職業，而且幾乎都靠「改名、換場」，再上場一次。
他們的職業，橫跨，
- ・教保員：陳羿翰（#014）、培諾米達的毛畯珅（#060，前案對多名幼童侵害、判 28 年 8 月定讞）
- ・補教老師：高培深（#091）、李群威（#092）
- ・體育教練：影武者換名「闇天使」仍帶小學生的呂愷／呂智慧（#094／#095）、扯鈴教練蘇柏瑜（#006）、籃球教練戚冠民（#031）
- ・語言治療師：以治療名義、在密閉治療室下手的王郁森（#007）、陳伯元（#024）
- ・才藝與其他：美術館的梁恩睿（#021）、魟魚老師林觀復（#043）
而以下這些人，全都不只一個名字，改名，就是躲過搜尋的方法。
✍️ 本人改名（現用名／原名）
- ・李府璁（原名李建宏）#002
- ・彭聖航（原名彭盛航）#022
- ・戴耕榮（原名戴禎亨、戴禎佐）#035
- ・權澄（原名權自強）#059
- ・廖文森（原名廖韋旭）#090
- ・呂愷（原名呂智和）#094
- ・呂智慧（原名呂智惠）#095
而最刺眼的一件：大貓案主嫌權自立（#084），出獄後改名「權子源」，2023 年再度夥同前述的梁恩睿（#021），對幼童下手。
▍機構／招牌換名（換皮續營）
一個查不到的名字，就是一道保護加害人的牆。
「不適任名單」只擋得住「老師」，是遠遠不夠的。因為危險從來不只穿老師的制服，它可能穿治療師的白袍、教練的球衣、才藝老師的圍裙。凡是會接觸兒少的工作，不論在學校、補習班、診所、球隊，還是一對一的課程，都該持「兒童工作證」上工、通過背景查核。這正是許多受害家庭、台灣光寰協會與人本教育基金會正在推、衛福部也已納入修法草案的方向。
最後的最後
我做這個圖鑑，不是為了製造仇恨，是因為：一個被制裁過的人，一旦被社會遺忘，就會換張臉、換個名字，再次走近下一個孩子。
認得出他的人越多，孩子就越安全。
該覺得羞恥、該被記住名字的，是那些偽裝成好人的大人，不是任何一個孩子。孩子沒有做錯什麼；錯的，是我們這些沒把網織好的大人。
這五個破口，沒有一個是修不好的。它們現在還開著，只是因為，把它們補起來，需要有人一直吵、一直記錄、一直不肯安靜。
那就讓我們，繼續不安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