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國星。台南地檢署不起訴確定。而那份處分書的三個理由，我今天要一條一條講。
先說清楚一件事
2017 年 8 月 22 日，台南地檢署對被控涉及林奕含案的補教老師陳國星作出不起訴處分。同年 9 月 6 日，台南高分檢維持原處分，全案確定。他沒有被起訴，也沒有被判有罪。這篇文章不主張他有罪。
但這件事後來走上了一條很奇怪的路。法律上，他是一個不起訴確定的人。可是這九年來，他的名字在網路上被反覆提起，被當成一個代名詞使用。他改了名字、換了地方，仍然有人把他找出來。我不打算評論這樣公不公平。我想指出的是：當司法給不出一個答案，社會就會自己生一個出來。而社會生出來的那個答案，沒有程序、沒有辯論、沒有救濟，也永遠不會被撤銷。這對被告不是正義，對被害人也不是。
真正該被檢討的，是為什麼司法給不出答案。所以我要談的，是那份不起訴處分書裡的三個理由，因為那三個理由，後來變成了我在資料庫裡反覆看到的三道牆。
不起訴的三個理由
第一，當事人已不在了，無從對證。檢方無法取得林奕含以被害人身分所做的筆錄。她的父母與陳國星各執一詞，相關事實只能仰賴其他客觀證據。而家屬多次表明不願提告，也拒絕提供她生前留下的日記與手札。
第二，年齡沒有跨過那條線。檢方比對雙方通聯紀錄，認定兩人認識時，林奕含已逾 16 歲。所以「與未滿 14 歲或 16 歲之女子為性交」的罪名不成立。
第三，他不算「有權勢」。檢方認為，陳國星並非林奕含就讀學校的老師，對她的在校成績沒有評等職權，僅是補習班老師，對她的學測也沒有任何決定權柄，因此難以認定有利用權勢的可能。
這三個理由，在現行法律下都站得住。問題是，它們站得住這件事本身，就是問題。
第一道牆：她說不出話了
先看另一件案子。新北市一間物理治療所的負責人廖泰翔（圖鑑 #062），2017 年 9 月對所內一名成年女員工犯下強制性交。三年後，2020 年 7 月 3 日下午，她因為單位接獲匿名檢舉而被人事室約詢。同日稍晚，她離世了。被害人也不在了。但這件案子最後判決確定，判有期徒刑三年六月。
差別在哪裡？差別在於，她在人事室的那場約詢裡，留下了完整的錄音陳述。法院為了採用這份陳述，特地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第 1 款。那條規定原本是為「臨終陳述」設計的，立法理由認為，人在生命旅程即將劃上休止符的時候，為了避免含冤而終，說謊的動機最低，因此這種法庭外的陳述例外具有可信度。法院在判決裡寫得很直白：她在約詢後數小時離世，那場約詢裡的話，是她臨終前向他人所為的陳述。
所以「被害人已經不在了」本身，並不必然導致不起訴。真正決定案件走向的，是她離開之前，有沒有留下一份法院能夠採用的陳述。林于仙留下了錄音，也留下了一篇她自己寫的長文，那篇文章後來被完整附在判決書後面，成為卷證的一部分。
那本小說，在四件判決書裡出現過。
我用書名去查司法院裁判書系統，刑事有 12 件、民事有 2 件。我讀了其中幾件，看到的東西讓我坐在螢幕前很久。
桃園地院 108 年度侵訴字第 33 號（徐保嘉案，圖鑑 #046）：被害人的學校輔導老師在偵查中作證：這個女孩告訴她，寒假前買了那本書，買那本書是因為，覺得跟自己發生的事情很像。
台南高分院 112 年度侵上訴字第 1394 號（蘇柏瑜案，圖鑑 #006）：心理諮商紀錄記載：她多年來不敢對外求助，甚至不敢以受侵害為由求助。直到 2017 年 2 月那本書出版、作者辭世，她受到衝擊，覺得再不站出來，就無法繼續承受這個秘密。她等到大學畢業，才鼓起勇氣說出口。同一份卷宗裡，身心科診所 2020 年 6 月 12 日的病歷上有五個字：「套用房思琪到自己的過去」。
高雄地院 113 年度侵訴字第 46 號（李群威案，圖鑑 #092）：臨床心理師出庭作證：這名被害人對於那段關係到底是被迫還是兩情相悅，陳述顯得模糊，「我自己的理解是和那陣子的房思琪小說寫得情況相近」。另一位心理師則解釋了「延遲性創傷反應」很多在童年時期有性創傷的人，要到成年之後才發現那是創傷事件。法院在量刑理由裡直接寫進去：她「於獲知房思琪案之相關報導後，誘發創傷反應，經診斷為重度憂鬱」。
這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。
澳洲在 2013 到 2017 年間做了一次規模龐大的調查，機構回應兒少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（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），五年間聽取了超過一萬六千人的陳述。其中一項發現是這樣的：在私下會談中陳述的倖存者，平均花了 23.9 年才對人說出這件事。女性平均 20.6 年，男性平均 25.6 年。有 57% 的人直到成年之後才第一次揭露。還有大約一成的人表示，他們是在皇家調查委員會的會談裡，第一次把這件事說出口。而委員會也明白寫下：有些被害人，一輩子都不會說。
二十四年。這是一個要放在心上的數字。因為它意味著，一個在 12 歲遭遇侵害的孩子，平均要到 36 歲才有辦法開口。而台灣現行的追訴期，接不住這個數字。正因為這份調查，澳洲各州陸續取消了兒少性侵害民事求償的時效限制，理由很直接：當一個人平均需要二十四年才能處理並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用三年、十年的期限去卡他，不只是不公平，是主動造成傷害。
新北地院 111 年度侵訴字第 10 號（廖泰翔案，圖鑑 #062）：這一件最重。因為說話的是被害人自己。在那篇被附在判決書後面的長文裡，她寫下：「直到離開他後我開始閱讀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，才明白是因為這件事太髒了。」然後她引了書裡的兩段話，來解釋自己為什麼當年會答應保守秘密、為什麼會留在那段關係裡。
而且她們沒有一個是自己走進派出所的。
這是我把這幾件放在一起看之後，最意外的發現。徐保嘉案（#046）：被害人是被動透露的，她甚至情緒激動地要求老師不可以通報。蘇柏瑜案（#006）：她大學畢業之際才向精神科醫師吐露，經由通報才有後續報警。李群威案（#092）：她原本無意提告，只想要一句真心的道歉，是心理衡鑑後臨床心理師依法通報，才意外被揭發。廖泰翔案（#062）：法院明白認定，她原本沒有主動揭露或提告的意思。四個人，沒有一個是決定「我要去告他」然後走進派出所的。她們是先講給一個醫師或心理師聽，然後被責任通報的機制推進了司法程序。
第二道牆：16 歲
李群威被判有罪，九個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六月。他被定罪的法條是刑法第 227 條第 3 項，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女子為性交。也就是說，他被定罪，靠的是被害人的年齡。而同一份判決還記載了一件事：被害人自己說，他並沒有對她使用暴力、威嚇、下藥或利用權勢，比較像是情感勒索，第一次的時候，他說如果不跟他發生性行為，就是不愛他。因為缺乏補強證據可以證明違反意願，法院最後只能從被告的利益，認定是合意性交。
所以請看清楚這個結構：一個大她 21 歲的補習班老師，如果對象已經滿 16 歲，同樣的行為就不構成犯罪。而林奕含案不起訴的第二個理由，正是「認識時已逾 16 歲」。
第三道牆：什麼叫「有權勢」
蘇柏瑜案（#006）的法院寫了一段我認為應該被更多人讀到的話。法院認定，他跟被害人之間「處於經濟及知識不對等之多重上下支配權力關係」。具體來說：他決定她能不能當助教、決定她領多少鐘點費，而她家中經濟困難、晚上有時沒有飯可以吃，這份薪水攸關她的生計。同時他是該領域的知名教練，也擔任比賽裁判，她怕一旦揭露，在那個圈子裡就無法生存。法院用了「結構性心理強制」這個詞。
先看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。
刑法裡跟權勢有關的兩條，刑度差很多：第 221 條強制性交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；第 228 條利用權勢性交，六月以上五年以下。利用權勢性交，是比較輕的罪。為什麼會比較輕？因為這條的立法邏輯裡藏了一個假設，一個人在權勢底下低頭服從，表示他也有一部分是同意的，因此也要自我負責一部分。
台南高分院這份判決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它推翻了這個假設。法院沒有適用第 228 條，而是論以強制性交，也就是更重的罪名。合議庭並且說明，向權勢低頭並不是部分同意；利用權勢的行為，本質上就是一種強制，被害人的服從正是受到強制的結果。判決裡甚至寫到，她因此所受的傷害更為嚴重。換句話說，這份判決不是在抱怨「權勢條文太窄」，它是在說：利用權勢本來就是一種強制行為，不該被歸類成傷害較輕的類型。
而檢方對陳國星的認定，停在更前面一步。
台南高分院的立場是：權力關係本身，就可能構成強制。而不起訴處分書的認定是：他不是學校老師、對成績沒有評等權、對學測沒有決定權柄，所以難以認定有利用權勢的可能。然後分析就停在這裡。這是把「權勢」當成一張檢核表在勾，能不能打成績？不能。那就不算。但如果權力關係本身可能構成強制，那該問的根本不是「他能不能打成績」，而是「這段關係有沒有達到強制的程度」。一個十六、七歲的學生，跟一個在補教界有名聲、掌握她升學路徑上一部分資源的成年老師之間，這段關係的權力落差有多大？她能不能拒絕？拒絕的代價是什麼？這一層，檢方連問都沒有問到。
那該用什麼標準問？
中原大學法律系的徐偉群，2023 年寫過一篇論文，專門處理這個問題。他問了一個我覺得每個人都該想一想的問題：什麼叫做「自願」？他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。有人拿槍指著你，問你要錢還是要命。你可以選，選要錢或選要命，都是你自己做的決定。但沒有人會說那是自願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不管你怎麼選，都是損失。對你來說真正有利的答案是「錢跟命都要」，可是那個選項不見了。所以他給出的定義是這樣：所謂自由，就是一個人能照著自己的利益去算，然後做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。而讓一個人做不到這件事的任何行為，就是強制。
老師叫學生脫褲子。
他還舉了另一個例子，我讀到的時候整個人愣住。一個老師命令學生脫褲子，學生就脫了。老師沒有動手，沒有威脅，甚至沒有暗示「不脫的話會怎樣」。那這是學生自願的嗎？他說：不可能是。因為在那個情境裡，學生會擔心「不聽話會不會有什麼我不知道的後果」，所以照做。而老師也很清楚，自己只要下令就好，什麼都不必說。這種東西，他叫做「結構性的心理強制」。重點是：學生沒有掙扎，也沒有說不。但那不是同意。
回頭看陳國星案。
用這個標準重問一次。一個十六、七歲的學生，面對一個在補教界有名聲、掌握她升學路上部分資源的成年老師，她還能不能照著自己的利益去算，做出對自己最好的決定？這才是該問的問題。而不起訴處分書問的是：他能不能打成績？不能。那就不算。而且這個問題不只出現在補習班。醫師跟病人、治療師跟個案、教練跟選手、老闆跟員工，只要是知識或生計高度不對等的關係，都有一樣的結構，而且同樣沒有「成績」這種東西可以拿來勾。
他認為第 228 條根本該廢掉。
徐偉群的結論比我原本以為的重得多。他說，立法者原本以為第 228 條是在「擴大保護」保護那些第 221 條、第 224 條照顧不到的被害人。但實際上這條變成了什麼？變成一個利用權勢的人，因為他有權勢身分，反而可以判得比較輕的減刑條文。用他的話說：這等於在獎勵那些懂得用結構性心理強制、而不是動手動腳的加害人。而且他直接指出，這條背後那套邏輯，「反正是你自己同意的，所以你要自己承擔一部分」寫在判決書裡，就是對被害人的屈辱和二度傷害。他的修法建議很乾脆：刪掉第 228 條，然後在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的條文後面各加一句「利用權勢或機會使人為性交／性行為者，亦同」。也就是說，利用權勢就是強制的一種，別再另外開一個比較輕的罪名了。
還有一條幾乎沒用過的法條
刑法第 226 條第 2 項是一條加重結果犯的規定，犯強制性交等罪，因而致被害人死亡者，加重處罰。檢方對陳國星起訴的五個罪嫌裡，有這一條。廖泰翔案的起訴書裡，也有這一條。兩件案子，同一條法律，兩次都沒有成立。
廖泰翔案的法院詳細說明了理由：依實務見解，這個結果必須與條文所稱的「羞忿」之間有因果聯絡，如果另有原因就不能論以本罪。法院審酌了她生前的種種處境，包括她曾遭對方及其配偶提告，認定難以認定她的離世是出於遭侵害所生的羞忿，而非另有原因。我讀完那段的感覺是：法律要求把一個人的痛苦切成薄片，然後指認出哪一片才是致命的那一片。而人不是那樣活的。
同一套說法，先用在孩子身上，再拿去給法官聽
徐保嘉案（#046）還有一件事，我認為值得單獨寫出來。在他的案子裡，辯護人主張被害人因為精神狀況，導致所述與事實不符。法院駁回了。判決書裡記載，多位證人，包括她的同學、精神科醫師、性平會調查委員，都證述她在陳述那些事情的時候意識清楚、情緒穩定，所述內容互核相符，且諸多細節不是杜撰得出來的。醫師更明白表示，那些陳述的邏輯與細節都不傾向是妄想或杜撰。
「她有精神狀況，所以她說的不可信」這套說法在法庭上被否定了。但這套說法並不是到了法庭才出現的。它更早就已經在使用了，只是聽的人不是法官，是一個孩子。
而這件事沒有停在 2017 年
今年，另一個人出面了。同一個加害人，另一段被沉默掩蓋的年月。她說，他正在申請假釋，而且來找過她，希望她幫忙證明他表現良好。然後她去報了案。我發過這個案子的文章。她在底下留言，我才聯絡上她。在寫下任何一個字之前，我先跟她要了報案三聯單，要求上面看得到加害人的名字，她自己的個資可以全部遮掉。她給了。案子還在進行中，所以我不會多寫一個字。
但這件事本身就夠說明問題了：一個服刑中的人，去找當年的被害人，要她替自己作保。而讓這件事被外界知道的，不是任何一個機關，是她自己在網路上寫下來的。沒有人告訴她可以怎麼做。她只能自己找一個公開的版面，把最痛的事情寫出來，讓陌生人看。而她的朋友曾經聯絡她，因為擔心她會成為新聞上的第二個。這正是那本書在 2017 年做的事。只是現在，連那本書的位置，都得由被害人自己來站。
所以我沒有把陳國星放進圖鑑
我做「台灣罪犯圖鑑」的規則很簡單：每一張案件卡底下都要掛得住官方文件，裁判書、懲處公文、主管機關公告；或者新聞上有很明確的事證。陳國星這件掛不住任何一份。不起訴，再議維持，確定。我如果放了他，反對的人不必逐張反駁我其他九十幾張卡，只要打這一張，然後說「你看，他們的標準就是這樣」。這個站累積到現在的可信度，會被一張卡拉低。而且家屬當年明確表示不願提告。他們選擇用一份聲明和一本書處理這件事，不是用司法。這個選擇值得尊重。
我沒辦法給他一張卡。但我可以寫下那三道牆長什麼樣子。
最後
這幾天讀這些判決書，我一直卡在同一件事上。一本 2017 年出版的小說，讓一個台南的女孩在大學畢業那年終於開口；讓一個桃園的女孩去書店把它買回家，因為「跟自己發生的事情很像」；讓一個高雄的心理師在法庭上，用它來說明自己的個案；讓一個新北的女人在生命最後那天寫下，她是讀了那本書，才明白為什麼自己當年會答應保守秘密。
這件事不該由一本小說來承擔。認得出「這是侵害」，本來應該是學校教的、是制度告訴你的、是身邊的大人在第一時間就能指認出來的。而不是要一個人在十年之後，自己在書店裡撞見一本書，然後才明白自己這些年究竟在承受什麼。
制度上有幾件事是可以做的：
- ・權勢就是強制，不該另外開一個比較輕的罪名。不能只問「他能不能打成績」，要問「她還能不能為自己做出最好的決定」。
- ・16 歲那條線之外要有東西。一個大二十幾歲、握有你生計的成年人，跟一個剛滿 16 歲的孩子之間，不能只用「合意」兩個字打發。
- ・追訴期要能對應創傷的真實時間。今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未成年性侵害受害人追訴期延長至 20 歲起算，是一個進展；但如果一個人平均需要二十四年，那這個進展還不夠。
- ・還有兒少工作證。讓所有會接觸兒少的工作，都必須持證上工、通過背景查核。這件事台灣光寰協會與人本教育基金會正在推，衛福部也已納入修法草案。
因為說到底，我做這個圖鑑，是希望有一天不需要再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