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一位讀者在我這裡追問一個問題，我一直放在心上。
她說：林清安這個老師判六年多，那個屏東的警察劉汶燁卻只判一年九個月，到底是怎麼判的？如果連我們這些外行都看得出來不對，那些天天在跟六法全書、刑法、憲法打交道的大法官、大檢察官，會看不出來嗎？還是有別的原因？
我想把這個問題，好好回答一次。
一、先說一封信
在回答之前，我想先讀一段話。這是一位執法人員前陣子寫給我的。他沒有留名，我也把能認出他的細節都拿掉了，只留下他願意說的這些：
「身為執法人員，總要面對很多無奈跟愛莫難助，又要被『執法者』的身分綑綁、遵循法律字義上、卻實質不平等的『偵查不公開』及『司法中立』。謝謝你，讓我在痛苦中堅守崗位，偵辦、鑑識每一件證物背後，仍知道有人默默地為社會的不公做出努力。加油，也謝謝你所做的一切，讓我不再為案件的不了了之而無能為力。」
他不是唯一一個。我陸續知道，有些第一線的執法人員，也會拿這個站整理好的案件，在跟爸爸媽媽做兒少、婦幼安全宣導時派上用場，用來提醒、用來對照。
我把這封信放在最前面，是因為它剛好回答了那個問題的一半：不是「看得懂法的人看不出來」。
恰恰相反，看得最清楚、也最無能為力的，往往就是體制裡面的人。
二、這不是因為「沒有人看到全部」
有人可能會想：是不是因為案子分開審、沒有人把他們擺在一起看，才判得七零八落？
至少在創意私房這一批，不是這樣。他們是同一批被起訴、最後同一批定讞的（中央社報導，這批十個人，從一年五月到六年三月一起宣判）。也就是說，這個落差，不是在「沒有人並排看」的情況下發生的。
那為什麼還是判成這樣？我不是法律人，以下是我理解的，你可以自己判斷。
關鍵不在有沒有人看到全部，而在每一個被告，都是被「他自己那條罪」綁住的。所以問題常常不在法官敲槌的那一刻，而在更前面。
三、真正的漏斗，在上游
一件案子怎麼從「該重判」變成「輕輕放下」，通常是被幾道關卡一層層漏掉的。
第一道，是「起訴要用哪一條」。想用重的（例如《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》裡「以詐術使少年被拍攝性影像」，這條跟強暴脅迫一樣重，#101 陳宗駿就是被它判十二年），檢方就得把證據補到位。但這類案子的被害人多半未成年、證據又依法封存，要證明「被害人當時未滿幾歲、詐術和拍攝之間的因果」，門檻很高，被害人也常常不願意再被反覆訊問。重罪一旦罪證不足，就會退回到證得了的輕罪，例如個資法。
第二道，是「輕罪的天花板本來就低」。一旦罪名被定在個資法這種相對輕的罪，就算法官心裡覺得太輕，也被那條罪的刑度上限綁住，重不上去。
第三道，是和解、是被害人不願再上法庭。這些也都會把刑度往下拉。
四、那，是不是「因為他是警察，所以放水」？
老實說，我沒有證據，我也不會亂扣這頂帽子，那樣對我們自己也不負責任。
而且更平常、也更能解釋的原因，剛剛已經說完了：起訴的選擇、舉證的門檻、輕罪的上限，這些加起來，已經足夠讓一個案子變得這麼輕。不需要動用陰謀論，它就會這樣。
但我要把話講清楚：這不代表這個結果是對的。
上面每一道關卡，都是可以改、也應該被追問的：起訴的時候要不要拚那條重罪、封存案件的舉證規則能不能設計得更周到、輕罪的上限合不合理，還有一個受過訓練、最清楚這是重罪、卻利用警察身分去騙、去查被害人的人，他的身分本來就該是「加重」的理由，不該反而變成大家覺得「還好」的空氣。
五、那，我們做的到底是什麼？
如果法院其實看得到全部，那我們這種民間紀錄還有什麼用？有，而且剛好是法院做不到的那幾件事。
法院判完、新聞過了，這個落差就會沉下去、被遺忘；判決又因為保護未成年而封存，一般爸媽根本查不到。我們做的，是把它撈起來、留著、攤在陽光下，讓要把孩子交出去的家長查得到。
而且我們比的，不只是同一批裡的兩個人。我們把不同的案子、不同的年份、不同的法院，一件一件排在一起，那個「整體公不公平」的模式才會浮出來，那是任何一份單一判決都顯示不了的。
法院負責判，我們負責讓大家不要忘記、也讓大家看見那個模式。這不衝突，是互補。
而那位寫信給我的執法人員，之所以謝謝我，也是同一個道理：他在裡面，一件一件承受著「不了了之」；我們在外面，把這些「不了了之」一件一件排出來、留下來，讓它們不再只是各自沉默的個案，而是一整片，可以被指認、被追問、被要求改變的風景。
這，就是我們能做的，也是為什麼，要一直做下去。
在這個社會上，每個人都有他的位子，每個人都能夠做一些什麼。
看到漏洞，我補一個，你補一個，慢慢就可以補起來。
我是這麼相信著。